场革命并没有解决法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丝毫没有改变劳动者与“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是非颠倒的奴役人的制度。傅立叶把资本主义称为“社会地狱”，是“复活的奴隶制”。在这个社会中，不仅创造了财富的工人越来越穷，而且，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使每个人都企图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在傅立叶看来，必须消灭这个地狱，而不是改造它。欧文对资本主义批判得更为深刻，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过去和现在“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并且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指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与“力量无限的新的生产力”相适应，因而必须对它进行“巨大变革”。其次，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公平、合理的理想社会的方案。这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都包含着历史辩证法的因素。如圣西门和傅立叶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视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各个阶段相互联系。基于这种历史辩证法，圣西门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实业制度”，其长远目标是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知识满足人们的需要。傅立叶构想了一种能够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情欲得到充分满足的“和谐制度”。欧文的“新和谐公社”的构想更为激进，在他看来，这个社会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劳动联合体，实行按需分配。他还身体力行，在英国和美国进行了共产主义实验。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无疑包含着合理的成分，但由于他们的学说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的，这就必然使他们的学说存在着内在矛盾和不彻底性。他们虽然意识到了社会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性，认为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但并没有发现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他们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罪恶，但这种揭露和批判又是以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抽象的“理性原则”和抽象的人性论为依据和出发点的，因而并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虽然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种种方案，具体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但找不到改造现实社会和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途径；他们虽然对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苦难充满了同情，但看不到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作用及其在改造社会中的巨大力量；他们虽然对剥削阶级充满了厌恶，但又幻想借助剥削阶级和统治者的帮助来实现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所有这些都注定他们的学说必然会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因此，当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展开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时，他们的学说便渐渐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变成了阻碍工人运动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