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哲学的色彩，但它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彻底无神论的倾向，而且反映了他反对因循守旧的保守观点，力图超越黑格尔哲学的独创精神。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 (1842年1月—1843年3月)，是他从唯心主义世界观转向唯物主义世界观、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起点。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在用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原则批判不公正的现实制度时，把人民与自由、国家和法联系在一起，反对普鲁士的专制制度，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马克思积极参与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从而推动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在积极参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看到了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并初步意识到普鲁士国家是维护特权等级利益的，并不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如果说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使马克思初步看到了物质利益对国家和法律的支配作用，那么他通过对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调查研究，思想又有了新的重要进展，进一步转向了唯物主义。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指出，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的原因是封建官僚制度，而当权者却矢口否认农民的生活状况与政府的管理有关。他说：“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①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人的意志和行动背后客观的社会关系的作用，看到了这些客观关系对国家制度和管理原则的制约性，更进一步提出了探求国家生活客观基础的问题，这无疑是向历史唯物主义迈进了一步。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的政治斗争实践和所接触到的大量社会事实，使他初步认识到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意识到社会关系的客观性，从而动摇了他对黑格尔关于理性国家和法的观念的信仰。于是，出于对普鲁士当局的失望和愤怒退出《莱茵报》后，马克思决定开始批判性地研究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以求解决长期以来困扰自己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回忆的：“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