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的分析。”①为此，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学著作以及国家和法的理论著作，做了摘录(即“克罗茨纳赫笔记”)，并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重要手稿。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入思考，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深入研究和批判的基础上，得出了与社会实际生活相一致的结论：市民社会不是国家理念的派生物，而是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和法。这是一个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反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摆脱黑格尔哲学的束缚、走向新历史观的极为重要的环节。马克思后来对此评论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②《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不久后马克思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创立唯物史观铺就了第一块基石。

如果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两个转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的话，那么他于1844年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重要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则标志着马克思两个转变的基本完成。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在宗教和政治解放等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揭示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并批判了鲍威尔等人抽象地谈论人的解放的错误。马克思指出，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观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这种被颠倒的现实世界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宗教起着维护剥削制度的作用，只有先消灭了人间的压迫，才能消灭宗教的压迫。马克思对宗教的上述观点，表明他已开始建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用社会的客观现实说明宗教的作用及消灭宗教的根本途径，表明他接受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同时表明他已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

马克思还明确地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他指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在批判宗教时抽象地谈人的解放，认为人的解放就是通过国家改革来实现的政治解放。实际上，他们讲的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革命，它并不谋求消灭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